2011年“洗练如生——汪诚一油画艺术展”研讨会部分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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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云表(主持人，美术批评家)：我先做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汪诚一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在2008年11月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了汪老师的油画艺术展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时曾经设想把展览移师到上海，可是汪老师想再画一些新的作品，使每次展览都能有新的面貌。这样，在过了三年后才在上海美术馆再次举办展览，与北京那次展览相比果然增加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新作品。今天展览终于开幕了，这是中国油画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三年前在北京举办的研讨会上，靳尚谊、詹建俊、闻立鹏、邵大箴、袁运甫、贾方舟等在京的许多著名的油画家和美术批评家，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开得非常成功。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再次举办研讨会，是想要听听上海的油画家和中国美院汪老师自己的学生或同行的评价，想听听南方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的想法。汪老师认为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汪老师尽管已年逾八旬，但他的艺术生命力还很旺盛、很年轻，他还希望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报社会，回报大家的关爱，这的确让人感动。现在就请大家自由发言。

　　孙景刚(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教授，油画家)：在我的心目中，汪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油画家。看他的画，能够感受到他的笔接触到画布时的那种对呼吸的把握，这是很微妙的，是再好的画册也印不出来的。看汪老师的画应该更多的去看原作，看汪老师对油画材料、对画布之间分寸的微妙的掌握，我觉得这是汪老师油画非常迷人的地方。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汪老师就是我们的老师，汪老师很有名。但是说句实在话，那个时候也许汪老师不是我们这批学生最关心的焦点，因为那时候正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门打开，最关注的是那些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西方画家，或者是一些在国内对现实主义题材绘画有着充分诠释性的画家，像罗中立、陈丹青、何多苓等等。所以我们知道汪老师很有名，很厉害，但是关注不够，这是我们做学生的在视觉上的盲区。后来有一次到北京，我们到靳尚谊先生那儿去看他的画。靳老师一再强调说他画得不好，他说：“你们学校里有一个老师画的很好，是汪诚一老师，是我们马训班最有才华、画的最好的，是我们的老师马克西莫夫最喜欢的学生，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他的画?”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很懂汪老师的画，汪老师在我们油画系里有一个雅号，叫“汪大体”，说明汪老师有极其出色的概括能力，而当时我们对“大体”的理解还是很形而下、很粗浅的。汪老师本来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在中国画坛上尤其在现实主义这个领域里面一个呼风唤雨的大画家，因为他不仅有很好的造型能力和把握现实生活生动细节的本事，还有非常好的色彩感觉。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汪老师是一个很有意义、很值得研究的个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汪老师一回到杭州就很快从这个高度上偏离出去，对于我们今天很多艺术家来讲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象。因为那时只要汪老师坚持走下去就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最有名、最受人关注的画家，为什么汪老师会在这条道路上很快的偏离出去呢?如果汪老师那个时候能够坚持下来，那么在南方的油画界将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格局呢?所以那时我们做学生的真还为汪老师感到有些惋惜，也有些迷茫。也许一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理解作为画家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艺术，对待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汪老师是一个真正纯粹的画家，他的转型和他的改变完全是由心而发，名利场的事他想的很少。所以，他这种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汪老师是一个南方人，可能这方面有一种天性的敏感，作为一个画家怎样能够让自己的内心与画布的结合达到一种最愉悦的程度，我觉得汪老师在很早就不自觉的意识到了，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我们作为后辈学画画的人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对“汪大体”的说法应该有一个重新认识，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实主义的绘画里，更多强调的是内容，是对现实生活细节的刻划能力。但是如果过于强调这个能力的话，势必会失去对油画语言和艺术纯粹性的把握，这在美术史发展轨迹上其实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的。而当油画追求一种用笔的自由，追求色彩自由的时候，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自然景物的细节势必要做适当的调整。我觉得汪老师在这方面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样的调整，他舍弃了很多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造型观、或者表现方法上的东西，很早的就做出这样的调整。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恰恰很像我们中国绘画的传统精神，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画里，在写意绘画、山水画、花鸟画里面都可以看到，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汪老师很早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另外，汪老师在早期的画里就很讲究色彩的对比，讲究对比色彩的丰富性。我注意到他在05年之后的作品色彩更淡，几乎是在一个色系、一个调系里面进行变化。我觉得他不是在造型的微差里，而是在色彩的微差里，在笔触和画布微妙的关系上表现他自己对油画艺术的理解。我觉得这在中国油画界是很少见的。在他的作品里没有很躁动的感觉，没有刻意要表现的那种张扬，所有细致的观察和对材料的把握，还有汪老师内心的细致，都通过细致入微的色彩表现在画布上，我觉得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中真正看出汪老师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画家，他已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希望今后能看到汪老师更多的好作品。

　　杨参军(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教授)：首先在这里我代表许江院长、中国美院油画系、浙江省油画家协会，对汪老师展览的开幕表示衷心的祝贺。08年汪老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那次展览，我和许江院长都去了，在那次举办的研讨会上我也发了言，我记得那次是我主持的开幕式，很多人都来了，那次研讨会也开得非常成功，北京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对汪先生的作品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都还记得汪先生那幅著名的作品《信》，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还认为这是一张不可多得的油画，代表着那个时期中国油画的最高水平。很抱歉我来晚了，因为今天早上的大雾把我堵在北京机场，所以没赶上开幕式。我到北京是去参加中国国家画院30周年的庆典，昨天下午的庆典是在人民大会堂，方增先老师作为画家代表做了发言，我听了很感动。方老师的年龄和汪老师差不多，非常朴实。他说“我没有办法代表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他说自己在年过80以后，感觉到人生剩下的时间越来越短，画画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真正要在传统里有独到的感受是这么难。因此他感慨，从事艺术是艺术家一生的日常生活，艺术把人从年轻到年老这样一个过程变的非常迅速。我从方先生的讲话里面感受到，老艺术家们也真的是越来越年长了，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充满着对艺术创新的渴望。由此我就想到汪老师，他们不断的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寻找新的生命感受，所以他们显得很年轻、很有活力。昨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出来的时候，吴山明老师和我在一起，他说我怎么感觉到你们画油画的老先生一个一个精神都很好。我觉得在汪老师的绘画里面，有着一种明显不同于其他人的东西，汪老师画面在色彩上和构成上都有着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早在他创作《信》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可以说真的是一张画代表了那一个时代。我觉得大家对汪老师的画，一直怀有很深的情感，包括我在内。上次在北京开研讨会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一个情形，就是对汪老师后期的作品怎么看，在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看到汪老师画过周恩来的作品《国际歌》，还有一张我也印象很深的就是画皖南事变的作品《千古奇冤》。这些都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汪老师的创作。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汪老师的画，真的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越画越小，越画情节性越浓，越画越抽象。有一次蔡亮老师跟我说，他说你要好好注意看汪老师的色彩，汪老师的色彩每一块颜色里面都加黑，这是蔡老师给我说的原话。我就仔细看汪老师画的人体，他在高光里面加黑他是怎么加的，我当时不能理解。蔡亮老师说汪老师的色彩最有修养。看到了汪老师80年代以后画的那些作品，我感觉汪老师已经进入到一个更加内在和更加整体的境界之中，这条路可能是汪老师的必由之路，而且可能不仅是他的必由之路，甚至也是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许多艺术家的必由之路。中国美院油画系的传统，区别于中央美院油画系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历史上有各路人马，中央美院基本上是徐悲鸿，他们和我们的传统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油画系最早有林凤眠、吴大羽等，这是留法的，然后有留日的倪贻德，颜文梁、关良也在我们这儿上过课，还有“马训班”的汪诚一、王流秋，还有罗马尼亚博巴的“罗训班”。我们的油画系真正是各路豪杰、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时代里互相切磋、互相吸收，有时候互相争论，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术环境。陶咏白曾经在上次研讨会上说：“我就发现你们浙江美院，那些老先生的绘画艺术是挖不完的金矿。”我觉得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传统中，有着对绘画整体性的追寻，本质上我们是不太注重过于情节化，不太注重像北方的写实性绘画，更多在于对生命感受的一种。我觉得汪老师在历史的积淀中彰显出他的独特风格，他是安徽人，在艺术观念和内涵上与黄宾虹有很多相似之处，他骨子里面有着人文江南的底蕴。汪老师虽然用油画材料，但是它传递出来是江南的中国文化精神，他的风格越来越简约，颜色越来越沉稳，笔触越来越随意。南方人的那种随遇而安，那种优美的、耐人寻味的气息，这也是南方文化很重要的方面。汪老师注重的是个人内心的语言，他把个人生命看得远比一个事件重要得多。汪老师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随着他阅历的增长，他的油画变得更加的内在、更加的不修边幅，变得更加朴实，我觉得这是汪老师给我们感受到的，这一点当时在北京研讨会时大家也都谈到，当时有些老师说，现在我们的大画太多了。黄公望用了十五年才画了一张《富春山居图》，现在我们看，觉得这张画真是非常纯朴，每一根线条都遵循着自己的感受而画，所以他的作品非常耐看，今天的艺术失去的就是这个东西，今天的艺术可以很匆忙，可以很巨大，可以很表现，唯独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在汪老师的作品里面，可以找到这种感觉。我们可以从汪老师作品里读到这种品质，而这种品质正是今天所缺少的。

　　肖谷(上海油画雕塑院常务副院长，油画家)：我感到很荣幸，因为08年汪老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时我也去了，并且也参加了那次研讨会，听了许多专家学者对汪老师作品的高度评价。在那个展览上我看到汪老师早期的作品，我当时觉得非常吃惊。汪老师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江南文人的感觉。昨天我看到中央电视台地理人文频道正好在播一个关于黄山的电视片，说黄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而是外国人，包括法国人，还有很多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上提出来，后来是全票通过的。他们为什么要为黄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呢?因为他们觉得黄山和其他的山不一样，不仅是它的自然风光，更重要是黄山地区的人文资源。那里出了许多文化学者，他们对黄山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非常深。我觉得这种文脉的传承是深厚的，谁也不能把它抹杀掉，这是一种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汪老师的家乡就在黄山，所以我感到汪老师的油画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江南文化的气质，就像明代的文震亨在《长物志》里所说的：“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具有一种中国文人的气质，一种中国文化传统的气质。这种气质完全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非常非常的自然。中国油画要有中国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它不是古代绘画的风格，而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汪老很好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精彩的一面。汪老近年来的画，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是写出来的，汪老师的画和笔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就这么几块颜色就够了。汪老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年轻的艺术家要好好学习。

　　章晓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教授)：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崇拜汪老师，我中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汪老师的《信》，看了非常喜欢，非常激动。后来我到中国美院上学，在我心目中汪老师一直是画得最好的。后来他退休了还一直在画画，记得去年我在一个画廊里见到许多画，其中也有汪老师新画的作品，他仍然是其中画得最好的画家。他那么大年纪了，还那么用功的画画，我们觉得很惭愧。刚才在开幕式时汪老师致辞里面说到，画是一张一张画出来的，到最后拿出来整体呈现给观众，然后观众整体的感受到一个画家，对每一个画家来说应当把每一张都画好。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每一张画都是很重要的。刚才在展览里面又看到汪老师的许多新作，每一幅都很精彩。从汪老师的作品我马上想到他这的为人，他的人格力量。他自己曾经说过，每天画画就是他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画家心里最真挚的感受。汪老师退休后一直都在画画，我觉得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这种充实不在于生活有多么丰富多彩，或者有多少不平凡的经历，其实画画对他来说是生活里面最充实的一部分，那些喜怒哀乐都在里面。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心态，有这样一种对画的追求，作为画画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作为晚辈，我感到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能把很多东西都放下来，然后在这样一种平静的状态下追求自己想要的，这是这次展览给自己最重点的一个启示。衷心希望汪老师能够健康长寿，让我们能够见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陈宜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油画家)：刚才在开幕式的时候我听了汪老师的讲话，我觉得他讲得真的很感人。从2001年起我跟汪老师接触比较多，一直一起出去写生。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到汪老师的画室去了一趟，我发现他的画实际上是在写他自己，我当时触动很大，感受很深。是不是一个画家到了这个年龄，都会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现在我自己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我突然发现江南一带的画家——我也把自己归到江南画家中去的——这种修养是少不了的。汪老师画的风景跟古代的山水可能都有一种关联，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有一种内心的共鸣，看到汪老师的画后无意中就有这种想法。我好多年前想到过油画怎么民族化的问题，在50年代和文革结束后大家都讨论过，只是好像停留在一个很表面的层次上。我觉得其实真正的一条渠道，可能还是一种修养，这种东西是在血液里头的，而不是表面当中的。这种修养我们在汪老师身上看到了，因此他一直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